引言：8至9月份关于金融危机十周年的媒体文章形成一定的传播量，值得业界关注，总结危机成因与教训更是意义重大。2008年9月15日一场始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在2008年那场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2018年8到9月业界与媒体开始了一轮关于金融危机的反思，其要点一是反思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二是借鉴历史教训，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当中规避危机。对于当今银行业而言，从反思当中寻找自身抵御风险的战略亦为必要之举。

一、专家谈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1.1观点之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导致危机

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的危机，是虚火过盛的问题。8月19日辽宁社科院梁启东副院长在光明网上撰文“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反思“，他认为，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的危机，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应该是建立于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并积极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正是由于金融衍生品等组成的虚拟经济的过度扩张，已经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因而，可以说十年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虚拟经济盲目扩张的恶果。

流动性泛滥导致虚拟经济成灾。为拯救美国经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期间，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利率，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在1%的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最终导致大量流动性拥入楼市。从2006年第三季度起，全美房价出现下跌，伴随美国经济疲软，年跌幅从2007年一季度的1.73%快速扩大至2008年上半年的15.38%。楼价一跌，此前被掩盖起来的按揭信用危机便爆发了。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就是虚拟经济盲目扩张的恶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达到严重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脱虚入实是科学发展观。结合深度分析，笔者认为，脱虚入实就是科学发展观，既不能盲目看低虚拟经济的作用，也必须要认识到虚拟经济需要配合着实体经济协调、有机发展。虚拟经济过火就会导致炒作行为，完全不顾实体经济的虚火，最终会将经济引向危机。虽然实体经济也存在局部过剩的可能，当前的形势下，正确的认识脱虚入实的问题其实并不那么简单。总体来看，关于脱实入虚问题，深入理解习近平主席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精髓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

1.2 观点之二：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导致金融危机

金融市场的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累积了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塔勒布在其著作《黑天鹅》中给出的解释是，造成金融危机原因是不可预测的重大却稀有的事件，比如没有人能够预见雷曼兄弟这样的大投行的倒闭。而在新书《切身利益》（Skin in the Game）中，塔勒布的思考又深入了一个层次。他认为，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收益和风险出现了不对称，考核金融市场参与者收益的时间窗口太短，而风险积累了七八年又不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施才会带来大的金融动荡。这种不对称让金融市场从业者的“切身利益”与整个市场的利益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偏差。

如果以银行业为例，银行家们的业绩考核时限通常是一年，年终他们都会根据年度的业绩领取丰厚的奖金。因为考核期限只有一年，银行家们会极力将他们看到的风险像踢皮球一样踢到将来，或者掩藏起来，确保年度考核的业绩达标以保证自己拿到丰厚的奖金。换句话说，因为考核期限短带来了银行家的驱动力发生了扭曲，他们的“切身利益”变成了如何每年都赚取高额的奖金，这样他们即使看到了金融市场里的风险，也更倾向于“转移风险”，而不是“化解风险”。因为他们很清楚，金融危机从埋下风险的种子到最终的爆发，一般有七到八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他们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有几个银行家会因为金融危机给整个经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而弄的家破人亡呢？换句话说，长期累积下来的风险爆发带来的市场动荡，不会影响到大多数银行家的“切身利益”。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花了上万亿美元救市，却没有几个银行家把市场繁荣期间赚取的高额奖金退还，更没有一个银行家因为金融危机而锒铛入狱。银行家享受到了市场繁荣的短期红利，而把长期累积的风险让市场和政府买单，出现这种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对奥巴马当时处理金融危机的批评也集中在他对银行业纾困的同时却没有对银行家加大惩处力度上，从侧面也反映出不少人对没能处理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问题的不满。

这种风险与收益的错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塔勒布强调，如果要避免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就必须要让金融市场的历史参与者都为累积的风险带来的损失负责。

另外，专家的不可信性应该在金融危机的发生当中有着一定的责任。塔勒布在《切身利益》中也顺便对“为什么没几个专家预测到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做出了他特有的辛辣回答。他特别警告不要为市场上各种所谓专家和学者的评论所迷惑。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专家准确预测了危机的发生，很多人还在强调市场的韧性，认为市场仍有上涨的前景。这些人之所以无法预测危机，因为他们中大多数是靠动嘴皮子谋生，根本没有对金融市场发展深入的洞见。塔勒布认为，只有两种情况下专家的观点可以信。第一种是专家保证为自己的观点负责，比如如果他们鼓吹市场还会上涨，结果投资人追涨亏了钱，他愿意认罚。另一种情况下是一名很知名的专家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能够打破常规，给出尖锐的不同观点。在这两种情况下，专家们都把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未来的结果捆绑，都在因为自己的观点而冒险，第一个会因为自己的观点错误而亏钱，第二个会因为自己的观点错误而名声扫地。

二、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采取的行动与问题分析

2.1全球各国多方入手解危机：刺激+监管+合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危机限制了欧美政府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各国不但在增长方面付出经济代价，也付出了社会日益分裂的更高成本。在美国，这种改变导致右翼思潮的泛滥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在欧洲，金融危机带来了主权债务危机。虽然欧洲央行已经实施了10年的刺激政策，但一些欧元区主要经济体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l  外汇储备多元化成趋势

就危机的影响而言，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已经被十年前的危机所撼动。量化宽松是金融危机的一个明显而直接的结果，从“直升机本（·伯南克）”到“德拉吉火箭炮”再到“安倍三箭”，全球主要央行打开“军火库”的结果是人为制造出流动性。尤其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有效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也永久性地损害了美元的信誉，让握有美元者更加坚定寻求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途径，不愿再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一些国家通过货币互换，努力避开美元而实现本币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l  强化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监管不能缺位

另外，市场监管规则的重写则是金融危机留下的一份难得的“礼物”。以往，一些国家的监管层会认为市场自身更具有判断风险的能力，倾向于将大量的风险交由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来解决。但市场监管缺位的可怕后果被金融危机清晰地放大，金融监管层对未能有效发现风险点、并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巨大的责任，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因此金融危机之后，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陆续出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目前金融稳定的基础。不过遗憾的是，银行业“大到不能倒”的规则仍没被重写，而且一些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规模甚至比金融危机前更大。

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反思原有的监管体系。在2009年4月2日召开的G20峰会上，G20的领导人也强调了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会议提出，全球应该建立一个更为稳健、更加协调一致的监管框架以适应未来的金融业，从而支持全球经济增长与更好地服务企业和个人的需求。

美国开始向综合监管方向进行改革，加强了美联储的权力，拓展了美联储统筹协调的职能。英国在原有的综合监管模式基础上，新增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国际监管的协调性。欧盟则将原欧盟层面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委员会联合升级为欧盟监管当局，由此形成统一的欧盟金融业监管。可以看出，危机之后全球监管思路正在朝着综合监管的方向转变。

l  全球危机，全球合作

在10年前的那场危机中，各国得出的宝贵经验是：要应对全球危机，就需要建立更紧密伙伴关系，携手行动，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信心，提供动力，增进合作，促进普遍繁荣。在历尽风险之后重新稳固下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应该得到各国的珍视，做世界经济负责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尤其是在民粹主义驱动的单边行动卷土重来的时刻，更需要各方努力呵护和加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反对保护主义，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确保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能够惠及更多人。

危机已经爆发十年，一些国家的经济延续了复苏的势头，甚至增长态势可能比危机前的水平还要好。因此，不少人已经患上健忘症，忘记了十年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携手同行、同舟共济的一幕。甚至觉得自己今天的复苏，完全是一己之力。诚然，某些人确实有那样的天性，好了伤疤忘了疼。但这不会没有代价。忘记历史，很可能会让历史再次重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些人或许可以搞单边主义，但带来的后果未必是单边的。目前，一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出现泡沫的迹象，金融市场的风险也在积聚，一些新兴市场的资产遭到抛售，这些都增加了危机再次降临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需要重温10年前那场危机的“病因”和痛苦总结出的“药方”，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循环。

l  宏观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

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维护金融稳定仍然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摆在次要地位，用于弥补宏观审慎的不足；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不适用于维护金融稳定，原因在于无论是利率还是货币数量调控，都过于剧烈，对实体经济的伤害过大，所以往往得不偿失；第三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货币政策波及面广，才能防患于未然。

政策的运用应该兼顾收益与成本，而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没有一个统一适用的原则。以瑞典为例，瑞典央行在2010年开始担心个人债务增长的风险，故将政策利率从2010年6月的0.25%提高到了2011年7月的2%。随着利率的上升，通胀快速下行，远低于通胀目标。同时失业率保持在8%的高位，远高于可持续失业率的预测。压力之下，瑞典央行于2012年又开始缓慢降低政策利率，至2015年3月，降至-0.25%。伯南克也认为，收紧货币政策并不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正确工具，因为其对通缩、失业和经济增长都有较大的负面效应，但对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和严重程度效果并不明显。在这方面，宏观审慎政策更有针对性。

l  宏观政策：适度财政政策

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将公共债务保持在一个比较谨慎的水平是一个合理的长期目标。因为实证证据表明，公共债务的积压会导致很多问题，包括低经济增速、代际公平和政府公信力等问题。所以，预算平衡规则被认为是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相反，勒那（Lerner A.）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功能财政的思想。简言之，功能财政实际上就是财政目标制，而稳健财政就是财政规则制。

但现实中的财政政策遇到的问题，又岂止是稳健财政还是功能财政所能概括的。更何况，二者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与货币政策，甚至是所有宏观调控政策是类似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配合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和加强金融监管对需求带来的抑制作用。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财政空间体现在新“三驾马车”之上，即消费升级、深度城市化和一带一路。

2.2美国：从量化宽松到加息

纵观后金融危机十年的历史，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实际是用虚拟经济的办法制止虚拟经济、用泡沫化的办法应对经济泡沫。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QE）政策。与正常情况下央行的利率杠杆调控完全不同，面对经济低迷，量化宽松更多地用于经济危机时的经济刺激计划。量化宽松调控目标为长期低利率，国家央行持续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是微调，而是一剂猛药。鉴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通过量化宽松，实质上是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剪全世界的“羊毛”。这一非常规政策，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实际上对降低市场利率及促进信贷市场恢复的作用并不明显，特别是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作用甚微，因为多数企业主要是用钱来回购股票，而不是投资于产能。结果是虚拟经济以几何级数增长，规模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导致美国制造业进一步外流，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金融衍生品等组成的虚拟经济的扩张并非始终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步。量化宽松的着力点不在于实体经济本身，而在于通过资本运作应对金融危机，成就经济增长。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到2018年，美国轻率地对贸易伙伴发起贸易战以解决制造业外流等问题，搞单边主义实际上可能陷入迷途。

2.3中国：多措并举防风险助世界走出危机

10年前的那场危机同样也改变了中国。在这10年里，中国经济不仅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席卷全球的衰退潮中，中国发挥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与推进器作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通过贸易和投资，中国有力地帮助世界多国走出危机。

2018年6月，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回顾了这十年来中国乃至国际上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和经验。

一是采取经济复苏的政策克服经济危机的影响。2009年通过G20的舞台出台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

二是在危机过程中，通过IMF来筹集新的资源。筹集资源是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蔓延、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发源于发达国家，但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特别是带来资本外流、贸易融资短缺等问题。并推进了IMF治理的改革。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治理构架上通过G20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大力支持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巴塞尔协议更新来修改金融领域的主要规则。

三是宏观审慎。经过这次危机，推出了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在这个政策框架里强调资本缓冲的作用、强调逆周期调节。同时，也通过新的规则要求出台了压力测试，使得一些资本薄弱的金融机构加快在资本市场融资，通过新的融资强健资本基础。

四是加强了监管。首先是先针对“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为了防止这些机构对市场产生过大的冲击，先后明确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各国监管机构也认定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2014年的G20会议上，又提出了对于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的监管，类似的方法也推广到了对保险机构的监管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对市场规则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首先是让影子银行大量回归。另外，对衍生品交易进行了规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各种金融市场交易要实行CCP（中央对手方）制度。同时，会计制度的改进和审核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此外，国际货币体系和资本流动问题受到重视。2016年中国人民币纳入了SDR。在整个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通过国际金融舞台大力推进贸易融资、开发性融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气候变化融资等。

最后，宏观调控为了适应危机的情况作出了很多改进和创新的探索，特别是通过量化宽松解决利率零下界的问题，也尝试过前瞻性指引等调节措施。

三、世界经济形势展望与分析

3.1当前世界经济依然充满风险

目前全球债务水平和杠杆率高企，世界经济仍然没有完全走出低谷，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仍然是很大的风险。为了应对次贷危机，长期量化宽松的政策导致目前的全球债务水平和杠杆率高企，导致政府和市场的杠杆率都处于高位，而各国政府对风险的应对能力没有提高。金融危机“宿醉”未解，债务水平高企的危机感再次袭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告显示，2016年时全球债务创下了164万亿美元的新高，这相当于全球GDP的225%，这个数字比2009年时的前历史纪录高出12个百分点。过度举债，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世界各国高悬。欧洲、日本、美国的“再工业化”的运行均遇到较大障碍。金融业链条长，市场信息不对称，价值实现过程曲折，既有“黑天鹅”的骚扰，也有“灰犀牛”的攻击，各类风险苗头很多。面对危机阴云，IMF所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适时退出QE、制定监管和财务政策工具以及实施财政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增强人力资本和实体资本。

3.2应对金融危机未来路仍漫漫

应对金融危机，既要从金融角度找症结，更要从非金融视角找出路，必须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危机10周年最大的启示在于，仅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必须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任何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一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石。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立业之本。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把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面对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的形势，要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金融创新，要在需求端发力的同时，更多地在供给侧下功夫，更加注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靠竞争力吃饭，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3.3 银行业关于金融危机的反思

历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银行总难脱干系，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经济治理的特点，历次金融危机当中，中国经济均未涉及，但危机的影响主要在于危机感，因而，中国银行业也需要总结国际上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教训。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保持高压态势，监管处罚力度得到加强，而正是基于虚拟经济过火导致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近两年脱虚入实已经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政策基调，一方面要防范虚火过旺，另一方面还要有效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从此意义上讲，我国银行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国内未来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并结合国内实体经济的转型、创新而发展，为之提供支撑，从而做虚实结合，既有利于我国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健康成长，成有利于金融业自身在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规避风险，健康成长。

尽管当前面临着美国狭隘的贸易战，但是中国经济基于自身轨道的成长总体上是健康的，尽管中间存在曲折，但应该看到全球化、合作共赢依然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抓住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仍将是未来金融业创新与发展的主题之一。